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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诉讼罪的量刑标准

    1、虚假诉讼的量刑标准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2、虚假诉讼的认定

      认定该罪，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

      一是行为方式。在通常情况下，行为人进行虚假诉讼是以“捏造事实”、伪造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欺骗司法机关。除此之外，虚假诉讼罪还有可能以“隐瞒真相”的方式进行。在民事诉讼中，一方当事人隐瞒事实欺骗法院提起虚假诉讼进而谋取不正当利益。比如，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以对方已经履行完毕但未销毁的债务文书或者其他材料为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再次履行债务或者达到其他非法目的。这就是典型的以“隐瞒真相”的方式提起虚假诉讼。<{{tjlytel}}>而且，“隐瞒真相”可以称为变相地“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消极不作为与“捏造事实”积极作为之间具有等价性。所以，隐瞒真相也属于虚假诉讼的行为方式之一。

      二是发生领域。虚假诉讼罪中的诉讼限定为民事诉讼，行为人向仲裁机构提起虚假仲裁的行为，不适用该罪规定。这里的民事诉讼，指的是完整的民事诉讼流程，包括起诉、立案、开庭、审判、审判监督、<{{tjlytel}}>执行等程序。行为人除了向法院提起虚假诉讼外，还可能利用伪造的判决书、公证文书、仲裁裁决书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在本质上也是对法院正常司法秩序的一种破坏，同样也有可能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按照虚假诉讼行为论处。

      3、共犯形态

      根据《刑法》第307条之一的规定，本罪的行为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其中的自然人与单位，都只需要符合一般主体条件，而不需要具有特殊身份与性质。

      《刑法》第307条之一第4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tjlytel}}>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本款内容显然属于注意规定。亦即，即使没有本款规定，对于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的司法工作人员，也应以虚假诉讼罪的共犯论处。由于行为的内容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所以，直接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人是正犯。鉴定机构、鉴定人以及其他帮助捏造事实的人，均可成为本罪的帮助犯。换言之，提起民事诉讼之外的自然人与单位，均可以成为本罪的共犯。<{{tjlytel}}>律师、司法工作人员帮助行为人捏造证据的，成立虚假诉讼罪的帮助犯（也可能同时触犯其他罪名）。任何人胁迫或者引诱他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成立虚假诉讼罪的教唆犯。例如，法官乙唆使甲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进而受理案件的，对于乙与甲均以虚假诉讼罪论处。

      法官以原告身份提起民事诉讼时，当然可以成为虚假诉讼罪的正犯。审理案件的法官本人虽然并不能成为虚假诉讼的直接正犯（因为法官不可能向自己提起民事诉讼），但可以成立共同正犯或者间接正犯。<{{tjlytel}}>因为虚假诉讼罪既不是积极的身份犯，也不是消极的身份犯，所以，审理案件的法官当然可以成为共同正犯与间接正犯。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法官与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通谋，就可以认定法官为共同正犯。法官或者其他人员利用捏造的事实诱使不知情的他人提起民事诉讼的，<{{tjlytel}}>成立虚假诉讼罪的间接正犯。

      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法官明知行为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并且在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作枉法裁判，会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于是产生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没有通谋的情况下，法官乙明知行为人甲提供了捏造的证据却故意作枉法裁判的，在对乙以民事枉法裁判罪论处的情况下，对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甲能否认定为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教唆犯？第二，在没有通谋的情况下，法官B对A捏造的事实信以为真在客观上作出了枉法裁判时，对B不可能以犯罪论处（因为缺乏有责性要素），<{{tjlytel}}>对A能否认定为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教唆犯？

      第一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片面的教唆犯？是否承认片面教唆犯，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共同犯罪的因果性。在共同犯罪中，正犯行为（实行行为）直接引起结果；教唆行为通过正犯行为而引起结果。共同犯罪的因果关系包括物理的因果关系与心理的因果关系，前者是指物理地或客观上促进了犯罪的实行与结果的发生；后者是指引起犯意、强化犯意、激励犯行等从精神上、心理上促进犯罪的实行与结果的发生。如果肯定共同犯罪的物理的因果性，那么，片面教唆也可以共同引起法益侵害，<{{tjlytel}}>因而成立共同犯罪。 在上述第一种情况下，法官乙实施了民事枉法裁判罪的不法行为，甲不仅引起了乙的不法行为，而且是明知乙可能实施民事枉法裁判行为，<{{tjlytel}}>否则就不会以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当然成立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教唆犯。至于法官乙是否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意思由甲的教唆行为引起，则并不重要。概言之，在上述场合，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行为人，成立民事枉法裁判罪与虚假诉讼罪的想象竞合犯。

      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成立教唆犯是否以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故意为前提？或者说，教唆犯是否从属于正犯的故意？本文的观点是，成立教唆犯，虽然以被教唆者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为前提（限制从属性说），但并不以被教唆者产生犯罪故意为前提。换言之，虽然要求教唆行为引起了被教唆者产生实施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的意思，<{{tjlytel}}>但不意味着必须使被教唆者产生了犯罪的故意。例如，甲教唆乙说：“丙是坏人，你将这个毒药递给他喝。”乙却听成了“丙是病人，你将这个土药递给他喝”，于是将毒药递给丙，丙喝下毒药后死亡，但乙并无杀人故意。如果要求教唆行为引起被教唆者的犯罪故意，那么，由于甲没有引起乙的杀人故意，甲不成立教唆犯。另一方面，尽管甲在不法层面是间接正犯，但对甲也不可能以间接正犯论处，因为甲不具有间接正犯的故意，仅具有教唆的故意。于是，甲不成立任何犯罪。这种结论显然不妥当。事实上，乙实施了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其实施该行为的意思是由甲的教唆行为引起的，甲当然成立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tjlytel}}>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B身为法官，客观上实施了符合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构成要件行为，<{{tjlytel}}>而且具有违法性，但是，由于B不具有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故意，因而不成立本罪。然而，B所实施的符合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构成要件的不法行为，是由A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所引起，所以，A的行为符合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教唆犯的成立条件。顺便指出的是，A不成立民事枉法裁判罪的间接正犯。<{{tjlytel}}>因为民事枉法裁判罪是真正身份犯，在真正身份犯的场合，只有具备身份的人才可能成为正犯。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A虽然有间接正犯的故意与利用行为，但因为缺乏间接正犯的身份，而不可能成立间接正犯。另一方面，由于A引起了B实施民事枉法裁判行为的意思，且B的行为是符合民事枉法裁判罪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故A成立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教唆犯。基于上述分析，在上述场合，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行为人，<{{tjlytel}}>也成立民事枉法裁判罪与虚假诉讼罪的想象竞合犯。

      或许有人认为，倘若只要法官客观上作出枉法裁判，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人就构成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教唆犯，那么，虚假诉讼罪就没有存在的余地了，其实不然。如前所述，行为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并被法院受理时，就构成虚假诉讼罪的既遂。所以，没有引起法官的枉法裁判行为的虚假诉讼是大量存在的。虚假诉讼行为进一步引起法官的枉法裁判的，则是虚假诉讼罪的正犯与民事枉法裁判罪的教唆犯的想象竞合。

      4、虚假诉讼罪的基本性质

      我国刑法理论一直将犯罪客体（保护法益）分为简单客体与复杂客体。“简单客体，又称单一客体，是指某一种犯罪只直接侵害一种具体社会关系……复杂客体，是指一种犯罪行为同时侵害的客体包括两种以上的具体社会关系……<{{tjlytel}}>在复杂客体中，各客体有主有次，不能等量齐观。根据直接客体在犯罪中受危害程度、机遇以及受刑法保护的状况，可对复杂客体进行再分类，包括主要客体、次要客体和随机客体三种。主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严重的，刑法予以重点保护的社会关系……次要客体，是指某一具体犯罪所侵害的复杂客体中程度较轻的，刑法予以一般保护的社会关系……<{{tjlytel}}>随机客体，是指在某一具体犯罪侵害的复杂客体中可能由于某种机遇而出现的客体，也称随意客体、选择客体。一般情况下，随机客体往往是加重刑事处罚的原因和依据。例如非法拘禁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如果非法致人重伤、死亡时，就危害到他人的健康权利、生命权利。” <{{tjlytel}}>亦即，健康权利、生命权利是非法拘禁罪的随机客体，“而随机客体仅仅是选择要件，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一旦出现，它只影响量刑，不影响定罪” 。显然，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所称的随机客体或者选择客体，基本上是针对结果加重犯或者情节加重犯而言。例如，在抢劫罪中，财产是主要客体，人身权利是次要客体；而在行为人入户抢劫时，住宅安宁就成为抢劫罪的随机客体。但是，上述对犯罪客体的分类，难以适用于虚假诉讼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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